听说这“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动乱而不倒，现在站在它的脚下，确实有一种沧桑感。

　　我拖着行囊穿过牌坊，右手边的逸夫楼是新盖的，旁边的图书馆模样倒挺古朴，没想到武大的图书馆竟会这么小，比起那些“雄伟壮观”的现代化图书馆，简直是破烂不堪了。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武大的哲学系同样也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进门是一尊孔子像。楼道旁的公告栏上贴着本学期中国哲学研究生的课程，有《礼记》选读、中国佛教史、20世纪西方哲学史等等。

　　转了一圈，来到报到处，验明正身，缴过学费，便住进了宿舍。向各位室友打过招呼，便从包里拿出天南海北各地的特产美食，然后再狂吃海喝得一干二净。席间问到这武大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去处，说是樱花特别有名，可惜现在是秋天，只有去看看枫叶了。

　　告诉我这些的是个特别秀气的男孩，皮肤白皙，鹅蛋脸，丹凤眼，还有些稚气，活脱脱一个大美人儿，蓬松的长发有些染过，不像是哲学系的，倒像是搞艺术的。大美人儿名叫小勉，本科是在武大读的，我很快便与他混得烂熟。

　　西哲的课是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三大批判什么的是必修的，授课工作由赵林、彭富春等老师担任，此外每个周末还有邓晓芒老师和郭齐勇院长的选修课，这段时间邓老师讲的专题是《判断力批判》，郭老师讲的专题是宋明理学以及熊十力。课外，我们还会找许多相关的书籍来读。

　　德国古典哲学史用的是杨祖陶先生写的书，另外还有张祥龙先生的讲义作为参考。张祥龙先生做学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人所无，就是无处不在的联系思维，这既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缺点是他也会沿着“想当然”的路子由实用主义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黑猫白猫”，优点是他可以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实用主义的精髓了）揭示出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来，并且都很在点。例如他引用皮尔士的话来指出实用主义与唯理主义的根本区别：“有的哲学家提议哲学应起始于怀疑一切……在这些人眼中怀疑就像撒谎那般容易，另有些人主张我们应该从观察最初的感觉印象开始，这种人忘了知觉本身正是复杂的认知过程的结果（现象学思路！），事实上，你只可能从一种思想状态出发……在这种状态中，你早已拥有了一大堆既成的知识，一大堆你根本不能怀疑的知识，当你摆脱一切既定的知识后，你也就丧失了获得任何知识的可能性。其实，真正与你打交道的只有你的生活经历，你的怀疑和信念，而生活经历又不断把新的信念强加给你，并使你对旧的信念产生怀疑。”（此处，张教授还不忘对胡适之来一通奚落：“胡适却讲：‘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就此而言，胡适岂是实用主义者？”）张祥龙先生对此解析道：“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们似乎都相信最真实的认知是有一个理想条件的，是在一种尽量远离生活‘习惯’干扰的、更纯粹、更透明的主客关系和状态中进行的……而皮尔士真正要采取的是一种不离日常人生的‘信念’……如果没有作为思想习惯的信念（往往是某种偏见），任何认知就不可能开始。但如果你完全顺从这习惯，不对将来的怀疑开放，那也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思想的‘真’与‘假’就不是指与一个外在的绝对客观事实的‘符合’与否，而是与信念（即还能操作和行动自如的思想习惯）和怀疑（缺少了这种完全自足，信念的解体状态）直接相关的（言外之意，真与假不是截然两分和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并经常相互转化的，能够行得通就意味真，行不通就意味假）”皮尔士写道：“倘若你说：真和假是不能用怀疑和信念来定义的，那么你就是在谈论某些你不能对其存在有任何认知的实体……真理仅仅是想达到的一种不被任何怀疑所动摇的信念……真不是一个与某种不变的参照物、终极实体发生关系的问题，而只是与人的生存能力、问题与问法的解决相关的过程，任何真理永是可错的，可错论是无法避免的。”我不禁想到了最近在瑞士和法国边境建成的超级粒子对撞机，其首要任务是从撞击所产生的数百万粒子中找到由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在44年前所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在他的理论中，正是这种粒子使得夸克和轻子产生了质量，回想一下，也就是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吧，人们还一直认为原子便是构成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后来随着实验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又发现了更小的夸克和轻子，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是终点，霍金就拿出100美元打赌说这项实验并不会找到假设中的“上帝粒子”，反而只会证明我们的理论存在错误，这也就是实用主义的精神了吧。

　　在读到解析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本质区别时，使我感到“实践检验真理”这句话应该是实证主义，因为这句话里的“真理”可以被认为自在是真的，实践只是“检验”，“让它显露出来，让它被认可”，“人们平日讲实用主义是‘因为有用所以真’，看来有些偏，因为它也讲‘因为真所以有用’，‘真是善的一种’，因为这种真观念使人生快乐，产生实效，所以，我们应当相信它，‘任何观念，只要能够证明自己从信仰上说是好的，而且从一些确定的、明显的理由说也是好的，那就被称为是真的。’这里，认识论与伦理学被打通了。”真正实用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将经验放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去考察、修正，对此，杜威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张祥龙先生说可以联系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来理解，杜威讲：“一个记笔记的人，当铅笔好使的时候，并不感觉到铅笔对纸或手的压力，铅笔发挥的作用只是激起灵活有效的调度……如果铅笔头断了或秃了，写字的习惯不能顺利地发挥，那就产生了一种意识冲击：感觉到出了事情，有点不对头，这个情绪上的变化所发挥的作用是激起活动中的一种必要的改变，这人看铅笔，把它削尖，或者从口袋里取出另外一支铅笔，这个感觉乃是重新调节行为的关键，它标志着原先的写字常规发生中断，另外的某种活动方式正在开始……感觉并不是认识的一部分……感觉激起了、惹起了、挑起了一种研究活动，这种活动最后必将导到认识”。张祥龙先生分析道：“这样就不会将洛克、休谟讲的‘观念’、‘印象’当作真正属于经验的东西，也不再需要康德式的先天概念和范畴来综合所谓经验材料了。”杜威讲：“经验本身就包含着联系与组织的原则，这些经验不因为属于生活和实践，不属于认识论而降低价值……生命体的生活和经验绝不可能寄托在刹那生灭的、原子式的、孤立的感觉上，它的活动与环境、与过去未来的事件是关联者的。”正是“联系”这一点使得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着根本的不通，“说到底，原本的、主客分裂之前的经验与自然是无法彼此分开的”；“实用主义不同于实证主义之处本来就应该在于：它更看重原始的、流动的境遇中的经验，而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经验。”

　　实际上，胡塞尔在《危机》里也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的基本思路来：“当然，在实际测量直观的经验材料时所获得的量值不免是经验的和不精确的。但是测量的技艺本身也是一种步步推进测量的‘精确性’的技艺。它不是一种运用一成不变的方法的一成不变的技艺，而是一种自身包含着通过新技术手段（如测量仪器）的发明不断完善自己的方法的技艺。通过把纯数学跟作为它们的应用领域的世界相结合，这种‘一再不断’就获得一种‘以至无穷’的数学意义，于是可以说，任何测量都获得一种向永远不能最终达到的有关的理念极标，即向有关的数学上的理念存有，或说得更确切些，向属于它们的数的构造不断趋近的意义”；“它之所以奇特，因为它尽管被证实，但仍然是并将永远是假设；对它的证实是一个无限的证实的过程。无穷无尽的假设和无穷无尽的证实就是自然科学的特有本质，就是它的先天存有方式。”

　　当然，胡塞尔的最终归宿还是如此：“伽利略没有回过头来探问原初的意义给予的成就，这是一个致命的疏忽。这一成就是在原初的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生活——直接地被直观的世界——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理念化的成就，它导致产生几何的理想构型……现在已没有活生生的体验了，人们更不对从内部实现精确性的意义的方法作理论的反思。仿佛，几何学以其自己直接自明的先天的‘直觉’和借助于这种直觉来操作的思想创造出自我完备的绝对真理，并且这样的真理——‘不言自喻地’——能够毫不费力地被应用。这种不言自喻乃是一种幻想……”

　　几天来一直在思考“幻想”这个词。是啊，幻想！正如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生在他人那里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记忆起来的背景，好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所描绘的那个小酒馆的场景。

　　这正是当今科学以及大众文化的幻想。

　　或者说对于人的意义的追问的一种中止判断。

　　文化工业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相同的标签。广播、报纸、电影和电视制造了一个系统，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只要电影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会受到谴责，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电影和电视远远超过了幻想的戏剧，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思考的空间，电影和电视画面强迫人们相信真实的历史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今天，文化与娱乐的结合导致了文化的腐化，复制现象的出现，就足以证明这种情形：电视图像就是一种复制，电台的录音也同样是一种复制。人也可以复制（不是指克隆）。在观众们的注目之下，超女快男们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实现自己与观众之间的天壤之别的可能性。不过，只有一个女孩子才能赢得幸运彩票，只有一个男孩才能获得奖金，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成为那唯一的一个，正因为如此，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单独存有的人，他是完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丧失了相似性以后，才会发觉确实如此。尽管人们还恪守着成功的原则，然而追求成功的内在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强调的已经不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而是要抽中彩票。恰恰是在文化繁荣时期，文化工业为消费者所提供的却是那些早已丧失掉其深刻内容的产品，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它也只能为那些经常赶场的电影观众炮制出各种文化垃圾。它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欣慰。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个性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尽管它是以个性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将廉价的东西偶像化，也就是将普通人英雄化。因此，消费者可以像挑选商品一样，在一大堆偶像（或者艺术作品的社会等级——经常被误解为艺术地位）中间进行挑选。在生命垂危之际，贝多芬愤怒地撇开司各特的小说，大声嚷道：“为什么这家伙写作只是为了赚钱？”然而与此同时，贝多芬其实也是一个老练的生意人，他曾把自己最后一部四重奏扔掉，因为市场坚决不接受这部作品。只有市场是绝对可靠的。在文化商品中，所谓的使用价值已经为交换价值所替代，任何客体都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价值。于是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地方，到处都充满了走马观花的知识，沽名钓誉者取代了鉴赏家。因此，当艺术成为像工业产品那样可以买卖、可以交换的商品时，艺术便得到了最终实现。启蒙运动将人们从恐惧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可这种情绪很快就变成了狂热。